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而且也是少有的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瓷器，又为什么会设专门生产瓷器的官窑？瓷器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种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器以载道”、“器以藏礼”之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里的重器。中国的礼器从青铜器到瓷器的转化，不仅是一种材料的转化，还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转化。也就是说，瓷器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的发明，也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笔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年，我热衷于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陶瓷史，是希望通过中国陶瓷史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本文试图以如下两个角度来透过瓷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以景德镇青花瓷为主的陶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景德镇瓷器价格艺术全被表现出来了。早期中国皇室祭祀天地多用金属器，自宋以后，祭祀天地开始“器用陶匏”(即恢复青铜礼器以前陶礼器)，为的是体现古礼“尚质贵诚”的精神。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从青铜礼器到瓷器礼器的采用，也代表了从贵族价值观到平民价值观的转换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人工造物的产生都不会是纯技术的，其中必然还有文化的原因。从另一方面也反证了中国从秦汉以后就脱离了世袭的贵族制，而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平民社会。这种制度可以使一介平民通过读书科举而成为国家栋梁， 这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的一种制度。因此，读书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家训，在陶瓷里有一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牛角挂书”，还有“ 渔樵耕读”，表达的都是中国古人对读书的向往，也是代表了中国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古代人之所以喜欢渔樵耕读，一方面是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读书，有一天入朝为官，得到统治者赏识的一种心理寄托。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虽然严格，但其还是有一条纵向的社会上升渠道，可以让平民阶层通过读书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又通过读书，通过各种艺术的表演以及工艺美术里的各种画面形象的表现，陶冶自己的性情。

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的，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