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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向太平洋的垃圾漩涡  [align=center]请关注爱吧文学网http://www.28wx.com[/align][align=center][/align]
1997 年夏天，海军上校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在夏威夷参加了横渡太平洋帆船比赛（TransPacific Yacht Race）。比赛结束后，摩尔和队友驾船返回加利福利亚。常规路线是沿着北太平洋副热带环流的边缘，顺洋流航行。但是这一次，摩尔决定走捷径，他要穿过位于高压中心的大片静水区域，直抵加州。多年之后，他回忆道：“1997 年出现了极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那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在其影响之下，太平洋海水的表层温度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值”。异常高温，导致整个海面都超乎寻常的风平浪静。而在经过那片水域时，摩尔发现，水面上到处漂浮着垃圾，尤其是各种塑料垃圾。2010 年，摩尔对史蒂芬·科拜尔（Stephen Colbert，美国著名深夜脱口秀主持人）说起当时的场景：那片遥远的海域简直就是“一个恶心的塑料污水池”。

摩尔的新发现很快就得到证实。那一大片散布着大量塑料废弃物碎片的区域，通常被称为大太平洋垃圾带（the 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北太平洋垃圾漩涡（the Pacific trash vortex），或是漂浮垃圾岛（island of floating trash）。来自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垃圾（特别是塑料制品）聚集在一起，漂浮在大洋的中心，成为了全球问题的又一大象征。全球变暖导致冰川融化，北极熊难以觅食，而海洋污染的产物，就是这种废弃物聚积而成的垃圾岛。2012 年，一幅特殊的图像展示了太平洋垃圾带的景象：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塑料废弃物漂浮在海面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一大片海域。如果不是盯着它仔细看，你几乎很难发现在这一大片垃圾漩涡的中央有一艘船。这简直就是环境灾害版的《沃尔多在哪里？》（一个小游戏，玩家需要在一副复杂，混乱的图片中找到主人公沃尔多），考验我们是否能够在一大片垃圾中找到船上的那个人。


查尔斯·摩尔从 1997 年开始在海洋上搜寻塑料垃圾。


但是那张照片并不是在垃圾带拍摄的，而是在马尼拉湾附近。环流地带的塑料污染严重程度远远不止我们目光所及之处。在接受《地球岛》（Earth Island Journal）杂志采访时，摩尔澄清道：“它和人们印象中以为的垃圾岛并不一样。环流区域的垃圾岛，是无论什么时候你在那片海域航行，只要站上甲板，就能看到人类丢弃的各种废弃物漂浮在海面上。”马库斯·埃里克森（Marcus Eriksen）的新书《垃圾帆船》（Junk Raft）揭露了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真实现状。研究人员们真正进入到这些垃圾聚集带，一探究竟。

研究人员发现，照片中所展示的那一大片垃圾岛，只是冰山一角，真实的情况远比照片中的景象还要糟糕许多。《垃圾帆船》记录了埃里克森深入环流中心考察垃圾带的亲身经历。他和同伴乘坐一艘用 15,000 个一次性塑料瓶制成的帆船穿越了垃圾带，最终发现：“垃圾岛、垃圾带根本不足以形容真实情况有多糟糕。”


《垃圾帆船》


通过这次“特殊”的航行，埃里克森和他的同伴乔尔·帕斯卡尔（Joel Paschal）发现，那根本不是一座垃圾岛，而是一大片塑料碎片的海洋。这些在环流作用下聚集到一起的塑料垃圾，原本都是完整的，但在海水冲刷和日照侵蚀的作用下，它们被分解成了碎片和微粒。这些碎片和微粒，一部分漂浮在海面上，会吸引鱼类和海鸟前来觅食。以前人们对于垃圾岛的理解并没有把“塑料污染物的分布情况和毒性成分，以及对海洋生物造成的广泛危害”考虑在内。而埃里克森则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来解决数据匮乏的问题，让人们能够准确理解这种现象本身及其影响。与过去的理解相反，我们可以把这些塑料垃圾看作是一种烟雾，它们不仅仅只是漂浮在海面上，还会对海底生物的呼吸和食物造成影响。“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够站在海底，抬起头来一看，只能看到那些塑料垃圾”。

埃里克森进一步解释道：


“世界最大的河流和人口最为稠密的海岸线都分布在北太平洋副热带环流体系沿岸，这些河流将人类产生的大量塑料污染物带入海洋，它们分解为塑料微粒，在海底汇聚，形成了大块云雾般的阴影。站在海底，就犹如身处云雾当中，四周全都是塑料微粒和碎片。”




乘着垃圾帆船，埃里克森和帕斯卡尔顺着洋流，跟随着塑料垃圾的漂浮路线行进。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雨，帆船故障，还有肠胃不适等问题，这些都以回忆录形式记录在书中。埃里克森在书中分析了塑料行业的兴起以及塑料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化学成分使得这些物质越来越难以被分解，有害性也越来越强。书中还揭露了塑料行业内为了逃避安全处理塑料污染物的责任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普遍现状。当我们到达垃圾漩涡时，一大片塑料污染物映入眼帘，其中甚至还包括许多应当立即被处理、而不是漂洋过海出现在这里的污染物。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感受到，这些塑料污染物不仅仅只是生态问题的根源，也体现出了物质社会中人类本性的黑暗面。

塑料制品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恶名。1955 年，《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一次性生活》（Throwaway Living）的文章。文章是为了庆祝一次性塑料而作。文章中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展示了一家人愉快地使用塑料盘、塑料桶和塑料刀叉的场景。有了这些一次性餐具，就再也不需要洗碗了。2011 年，苏珊·弗赖恩克尔（Susan Freinkel）出版了《塑料：一个有毒的爱情故事》（Plastic: A Toxic Love Story），其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种一次性产品开始流入市场。然而，那些特别注重‘资源的重复利用’的人，尤其是那些经历过经济大萧条和战时资源稀缺的人，却对这种产品厌恶至极。”这一类消费者习惯性地重复使用他们购买的任何东西，直到用坏了不能再用为止。


被塑料污染物杀死的鸟类。


人类最初发明塑料，是作为一种替代品，用于取代诸如象牙、骨头、木材和龟壳这类逐渐减少的自然资源。在 19 世纪 60 年代，《纽约时报》发布了一篇关于大象大规模死亡的报道，随着象牙梳、象牙钢琴键和象牙台球等象牙制品的流行，人类对于象牙的需求不断增长，而这种需求导致大象濒临灭绝。1869 年，为了寻求制作台球的象牙替代品，美国化学家约翰·卫斯里·海厄特（John Wesley Hyatt）通过在硝酸纤维素中加入樟脑和少量酒精，制成了一种可塑性物质，这种物质在热压之下可成型为一种酷似象牙的塑料制品，海厄特将其命名为赛璐珞，这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塑料。1907 年，化学家利奥·贝克兰（Leo Baekeland）发明了由苯酚和甲醛组合而成的聚合树脂，也就是酚醛树脂（Bakelite）。而酚醛树脂的出现渐渐取代了虫胶树脂。虫胶树脂一种由羟基羧酸的内酯和胶酯构成的固体溶液，是电器工业初期广泛使用的重要材料，但是它的生产过程却非常古怪。虫胶是由甲虫的排泄物制成的，而 1 磅虫胶需要采集大约15 万只甲虫6 个月的分泌物才能得到。这些新型化合物的出现，帮助大象和甲虫摆脱了困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对天然橡胶的需求激增，新型合成材料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塑料的广泛应用，预示着物质高度自由化的新时代的到来。与经济大萧条和战时的物资紧缺状况不同，塑料出现之后，原材料可以直接从实验室提取，就像是变魔法一样。商品的制作成本也因此大幅降低。在 20 世纪早期，塑料工业和化学工业同步发展，石油和天然气精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副产品，被用做塑料生产的原材料。弗赖恩克尔在《塑料：一个有毒的爱情故事》中虚构了一个关于约翰·D·洛克菲勒（JohnD. Rockefeller）的故事。洛克菲勒从远处眺望他的炼油厂，看到有一束火焰从烟囱里喷出来。他问身边的人是什么着火了，那人解释说，是乙烯气体，一种石油精炼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一向讨厌浪费的洛克菲勒随即让那人去“找出这种气体的用途”。乙烯气体成为了聚乙烯的主要成分，而聚乙烯是一种常用于塑料袋、塑料瓶和其他塑料包装的塑胶材料。据估计，到 2018 年，全球范围内仅聚乙烯的生产量就将达到 1 亿吨。


大太平洋垃圾带的冰山一角。


埃里克森致力于研究调查这些塑料垃圾从源头到最后被处理的整个过程。他去过印度德里的一处垃圾填埋场、马林郡（Marin County）的一个废物回收中心，以及位于迪拜的一家牲畜诊疗所。这一路上，他见证了塑料对环境和生物造成的可怕影响。饿死的骆驼肚子里塞满了它们吃过的塑料袋；塑料上携带的类雌性激素，能够将一头白鲸变异成雌雄同体；海龟血液内的塑料微粒会导致其产卵量越来越少。有一次，帆船上准备的食物全都吃完了，于是埃里克森和帕斯卡尔决定钓鱼作为食物补给。他们钓到了几条双带鲹，然后放到甲板上准备开始切鱼片。但是，在处理双带鲹的过程中，埃里克森注意到其中有一条鱼似乎不太对劲。“那条鱼的胃差不多杏仁那么大，摸上去硬邦邦的。我只是用配菜刀的边缘碰了一下，它就裂开了。17 块塑料碎片从它的胃里面倒出来，除此之外，里面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埃里克森在书中陈述的这些故事让读者备受震撼，但更引人深思的，是他引导读者们对于当下这种消费文化和处理方式进行批判性思考。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廉价产品且计划报废（为产品设计有限的使用寿命，令产品在一定时间后报废）盛行的世界里，我们所购买到的很多东西本身的使用寿命就非常有限。当这些东西报废之后，我们肯定会把它们丢弃。问题是：“该丢到哪里去？”埃里克森指出，所有这些廉价而方便的物品（以及买这些东西的时候附带的廉价而方便的包装），必须得有个去处。只有不到 10% 的废弃塑料被回收利用，而剩下的都被送到了垃圾填埋场。但并不保证是“全部”。那些被扔在路边的塑料废弃物，或者在那种管理不善的垃圾填埋场里，被风刮走的塑料垃圾，等等，都有可能被吹到排水沟和河流当中，最终流入海洋。

为了防止这些垃圾越积越多，埃里克森提出了“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的主张，认为应该取缔计划报废，提倡商品的设计理念应当把较长的使用寿命和重复使用性考虑在内。循环经济是一种物质循环流动型经济，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埃里克森在书中概括道：


“在循环经济中，经济激励（economic incentives）或者政策激励（policy incentives）将由一种新型的价值链引发。在这种激励制度下，我们将产品设计师、系统工程师、产品制造商和废弃物回收人纳入到同一个系统当中，成为一个完整的循环。”


埃里克森的这一主张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转变。过去，制造商只负责将他们制造的产品卖出去。而在“循环经济”当中，消费者把产品拿回家之后的使用状况也需要他们关注。

埃里克森在书中追溯了美国环境保护主义（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把消费者选择权（Consumer Choice）摆在重心的发展历史，这部分或许对读者来说最具启发性。埃里克森回忆起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环境主义者首次倡导了地球日活动，呼吁创造一个清洁、简单、和平的生活环境。

1971 年，“保持美国美丽”组织（KeepAmericaBeautiful）拍摄了一部公益短片《哭泣的印第安人》（Crying Indian），短片中，意大利裔美国演员艾隆·艾斯·科迪（Iron Eyes Cody）饰演的印第安人，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行驶的轿车中有人扔出一大片垃圾，看着那摊垃圾，印第安人涕泗横流。这部短片的拍摄得到了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等公司的赞助。因为它所传递出的信息，无异于“将塑料污染的责任推给了消费者”，认为个人应当全权担负起清理这些垃圾的责任，而市政当局则应当承担所需的费用。完全没有被提及的产品制造商，反而成了这种信息的直接受益方。埃里克森说：“这是一种战略，将大众的关注点转移到其他方面，从而忽视了产品生产商和产品设计者的应当承担的责任。不得不说，这种战略非常成功，当时人们的关注点都完完全全被它引导了。”

其实，这么做根本没有必要。埃里克森非常支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他认为这种制度并没有对生产商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 35 个成员国当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针对塑料包装制定相关法律的国家。事实上，这么做对于企业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埃里克森发现：“当一家公司愿意为它的产品及其包装的整个寿命周期负责，那么有关于废物回收再利用的新技术也会随之蓬勃发展。”

为了争取相关立法的战斗仍然在持续进行。2016 年，加利福尼亚州“禁止”杂货店和便利店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并不是真的禁止使用购物袋，只不过消费者需要花费 10 美分购买一个纸质的或是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以此取缔过去免费提供的塑料购物袋）。2017 年夏天，有关部门颁布了清洁用品中不得使用“微型柔珠”（microbeads）的禁令（微型柔珠是一种合成的塑料珠，常用于洗面奶、磨砂用品和牙膏等化妆品和个人护理用品当中，可以起到去角质的作用。但是这种细小的塑料颗粒很难被污水处理系统过滤，能够对水源造成严重的破坏）。每一步发展，不可避免的会引发争议。但是这些进步标志着人们思考方式的转变，不再是一味的图方便，而是开始关注这些垃圾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时也意味着人们终于开始注意到那些生产有害物质且从中获利的公司，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起应付的责任。

《垃圾帆船》这本书中穿插着许多埃里克森自己的人生故事。他把最美丽的辞藻都用来形容海洋。埃里克森回忆起一次“特别的”潜水经历，水中充满了能够发光的浮游生物，他在书中用文字描绘了那个画面：“成千上万个生物发光体在我身旁涌动，它们之间碰撞而汇聚的光芒从我指尖倾泻而出，我仿佛置身于茫茫宇宙星空中的宇航员。”通过书中简单提到的一些轶事，我们了解了他与妻子之间的故事（他在船上向她求婚，问出了“你愿意嫁给我吗？”之后，立马又补充道：“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说：我想横渡大洋”）。此外，他还在书中分享了在部队的时光。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他随军去了科威特。2015 年，他又回到了那里，考察污染情况，并调查了全球军事-石油联合体对海洋污染所产生的影响。


埃里克森的“垃圾帆船”。


书中涉及到许多政治和辩论相关的内容，但埃里克森却巧妙地用个人叙述的方式将这些枯燥的内容融入到故事当中，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在这次乘坐垃圾帆船穿越垃圾带的旅途中，埃里克森也正是这么做的，他利用各种生动的故事提高人们对于塑料污染问题的认识。有一次，在航行过程中，他们的帆船差点就要四分五裂了，而在那样危急的情况下，埃里克森最为担心的，除了他的皮肤，就是那些故事了。他在书中写道：“我们需要用一个好的故事来号召公众团结一致，而这一次的冒险，就是一个切入点。”

利用这种看似作秀的方式，吸引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甚至是具体到海洋污染问题的关注，埃里克森并不是特例。2010 年，大卫·罗斯切尔（David de Rothschild）就驾驶了一艘由 12000 个塑料瓶制作而成的游艇，从加利福尼亚州航行至澳大利亚，目的也是为了提高人们对于海洋塑料污染的认识。埃里克森在《垃圾帆船》中也提到了罗斯切尔的那次航行。两人还曾为船的命名问题起过争执，他们都想用“普拉斯蒂奇”（Plastiki，音似“塑料”plastic）来命名自己的船，以向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致敬，1947 年，海尔达尔曾驾驶一艘名为康提基号（Kon Tiki）的帆船穿越了太平洋。或许他们这么做确实是对的。因为他们的举动和故事的确将问题推向了正确的方向，吸引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并推动了实际性的改革。

但是归根到底，《垃圾帆船》这本书的要点还是在于对问题的分析，个人的故事只不过是浮于表面的形式罢了。就像相比谣传中“闪耀着光泽”的垃圾漂浮岛，现实中黯淡无光的塑料微粒“烟雾”问题更为严峻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总是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

（翻译：刘桑）